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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权杖的精神分析

来源:百宝度网 日期:2014-04-30 20: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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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大可

  权杖(Scepter)是一种棍形物,是巴别神系中最古老的器物式神显之一。跟生命树作为母神象征不同,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,它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,向民众炫示权力的最高来源,亦是男神及其阳具的坚硬意象。为了表述这种高贵的品质,权杖必须以美石、象牙、犀角或黄金制成,并镶以高贵的宝石。四川广汉一号祭祀坑,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芯金杖,长142厘米,直径2.3厘米,净重463克(含部分碳化物),以较厚的纯金金箔包卷而成,权杖上端有一段长约46厘米的三组雕饰图案。上两组图案相同:上方对鱼,下方对鸟,鸟颈和鱼首均压有一枝羽箭;最下一组刻有两个笑容可掬的人头,前后对称,头戴五齿博冠、耳悬三角形坠子。这是全球最长的一根金杖,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外观完好的权杖,向人昭示持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。

  广汉金杖在形制上逼近西亚和埃及晚期的权杖,后者在杖首或杖身上部饰有图案,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重大国家事务,而广汉金杖与之遥相呼应,杖身上也刻有蜀王的政治/神学代码(鱼纹和鸟纹)。基于古蜀国本土和殷商帝国都没有使用权杖的传统,广汉金杖应当是沿用西亚权杖原型的结果。

  西亚(美索不达米亚、安那托利亚高原、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等)权杖头多为梨形或球形,并采用玉石、青铜、玉髓、玻璃和彩陶等多种材质。而在时间表方面,以死海东岸的纳哈尔·米什马尔(Nahal Mishmar)洞穴窖藏为最古旧的代表。在该密室发现了400多件砷铜(Arsenic bronze)制品,其中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权杖头,它们带有手柄、部分呈十字造型,有的还加入动物的圆雕造型,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,而这一年代足以证明,西亚就是全球权杖原型的策源地。与此同时,苏美尔、阿卡德和亚述王朝的遗址,都有诸多权杖现世,跟纳哈尔·米什马尔洞穴形成合唱。

  在从西亚吸纳了权杖原型之后,古埃及反客为主,成为权杖“产量”最高的地区。早在前王朝(3500B.C.-3050B.C。),各种石质权杖头就已普遍涌现,分为梨形或球状(由西亚传来)、梭形(自创)和圆片状(自创)等,表面刻有缠花纹和乳丁纹等。

  权杖此后向西进入埃及,向西北传入东南欧,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,向东则进入中亚和新疆,又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甘肃,内蒙古赤峰及周边地区,并在西北和长城一线徘徊和传播。目前在甘肃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玉石权杖头及残件、酒泉干骨崖墓地44号墓的玉石权杖、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,以及甘肃西河县宁家庄、秦安县大地湾、广河县齐家坪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及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墓地、扶风县伯冬墓的彩陶、玉石和青铜器物,均呈零星分布状态。以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为例,在已发掘105座墓中,只有一座拥有随葬权杖,而在玉门火烧沟的306座墓葬里也仅发现了3件。这种数量的高度稀少性,不仅缘于权杖的高贵性,也暗示其外部来源的困难性。

  中国境内出土权杖的时代,从其时代从仰韶文化、齐家文化、四坝文化到西周,跨度由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,其中绝大部分都能从西亚及其扩展地区的权杖中,找到自己的原型。例如,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权杖,与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(2500 B.C。)的白色权杖头极为相似;甘肃玉门火烧沟所出四羊首权杖头造型,跟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(Tli)墓地出土的一件铸有5枚瘤状凸钮的权杖头十分相似;中国西部的圆形和梨形玉石权杖头,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施塔河谷(Sintashta Valley)的安德罗诺沃(Anderonovo)文化遗址(2000 B.C。)出土的权杖头高度相似,如此等等。这种相似性是认定权杖并非东亚文明的原创性器物的主要依据。而李水城还进一步指出,西亚权杖不能大规模“落地”的主要原因,是华夏文明用钺来昭示权力,并已自成体系,而对外来权杖形成强烈的文化抵制态势。

  李水城所指涉的早期杖形器物斧钺,的确具有强烈的权杖意味,但中国的权力符号,并非仅由钺独自承担,它还应包括玉琮、玉璧、铜鼎和印章(玉玺)等等,由此形成五位一体的权力符号系统,其中只有钺是条形器,其他四者皆为团形器。尽管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里,有一些疑似含有条形器的符号,如“丈”、“父”“君”、“权”和“攴”等等,却未能发育成真正的杖形实物。■

  (作者系文化学者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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